校园里的树


校园里的树
作者简介：张朋，男，1926年3月出生，高级讲师。1953年起于本校任教；1970年，因"文革"学校停办下放工厂；1978年复校，回本校任教，至1987年离休。曾任政治教研组组长、企业干部培训办公室负责人、基础教学部主任、党委宣传科科长等职。（本文作于2002年2月）

	如今，走进学校的大门，绿树成荫，一片苍翠。高大的香樟树，苍劲的松柏，还有伤痕累累的悬铃树（或称法国梧桐），加上处处多芳草。走在这样的道路上既让人感到惬意，又感到亲切。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见到这些树常常会回忆起消逝的岁月和学校的故人。树是学校历史演变的载体，也是往事沧桑的见证者。一九五三年学校初建，校园内道路尚未全部修通。路边几枝树苗刚种下不久，稀稀落落的几
本文作者 -- 张朋
片树叶，那样地不起眼，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五四年初夏听说薛绍清校长要调走了。这位和祥的长者，大家都尊敬他，早年留学英国，解放前一直在大学里任教，来我校当校长前是上海机校的校长。如今他要调走。我请林理文替我们拍照留念。他很高兴，孙金文看到了也挨了进来。这张照的背景就是棵小树，它比薛校长颀长削瘦的身影高不了多少。那时校园里根本没有大树，唯一的一棵就是大礼堂东南角河滩旁边的老柳树。那时浜还未填满。别看树老了，那几条长长的柳丝，在泥泞的道旁临风摇曳，真还得感谢它传递着一缕春天的信息。当时兴种白杨，学校也种了不少白杨。现在校园内已看不到白杨，现在第教学大楼左侧尚有三棵。在寒冷的北方一般种的是银白杨，长得很壮实，枝繁叶茂挺好看。南方种的是毛白杨，它不像银白杨那样树冠宽大，侧枝开展，所以看起来又高又瘦，遇到高温多雨季节就掉叶，所以长不好。白杨是阔叶类乔木，风一吹树叶沙沙作响，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从它下面走过，沙沙之声会让你顿生惊怖之感。建校时，学校设教导处，有三位主任，正主任是高敏学先生，另二位就是谭恩鼎和赵元良二公。当时大家相处相当随和，人们戏称三位是福禄寿三兄。高是寿兄。有次晚上我和他一起回宿舍，走过白杨树下，风吹树动，沙沙之声骤起，高公告诉我这风吹树叶的响声，北方人把它叫做"鬼拍手"，我感觉得这个名称十分形象，很妥贴。所以我一直记得它。敏学先生如今不知何处。赵公是位意大利博士，是中国大名鼎鼎的学者赵元任之堂弟。大概是在五六年调去交大当教授，现在已去世多年。他曾和我同住过一个房间，他是个十足的象棋迷，每晚都要"杀"上几个回合，他的最佳搭挡就是数学老师杨敖昌。如今谭公尚健在，已是八十四的高龄了。讲起白杨树，还有一件事让我难忘。一九六零年五月间我和朱可琨校长一起劳动，我们煮青饲料喂猪，休息时坐在白杨树下闲聊，我把"鬼拍手"的话对他说了。他也说东北白杨长得很好看，南方长不好。我说大概是和种类及环境有关吧。他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不得其所呀！我忽然觉得话中有话，也就不多说了。朱校长原来是一机部教育司的副司长，五八年调来我校任校长的。在反右倾时受了批判，后来知道他对勤工俭学说了自己的看法，当时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说话间流露点郁闷也是难免。他调走后家没搬，还住在电校新村，我和他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常常见面。有一次专门上我家借过《资本论》，是一位好读书的领导，待人诚恳。九九年去世时，学校不少老同志都去参加追悼会，夏建国同志也去了。五十年代语文教研组有二位老先生胡哲敷和姚仲仍，一位善解老庄之作，一位擅长诗词。那时语文和政治二个教研组政治学习是编在一个组。我们常在一起闲聊。他们二位都说学校内种有"三紫"（紫荆，紫藤，紫薇），还说"三紫"表示富贵气象，所以在一些大宅深园宫廷园林，"三紫"是必不可少的树种，从此我对"三紫"有了一些了解，对"三紫"也另眼相看了。一九九八年春夏之交，我和赵孟懿去植物园看牡丹，看到园内一棵百年以上树龄的紫薇，树干壮实，分枝甚繁。阳光下神韵独俱，我看到了喜不自禁，连说好树，特意在树下摄影留念，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胡，姚二老教学工作十分认真，胡老是语文教研组长，我在阅读《庄子》时他指导过我。我从他那里获益良多。这二位老人老早去世了。现在校园里紫藤长得十分喜人，每逢开花时节，远远望去宛如一片紫色的云彩。几棵紫荆就在它旁边，开花比它还早。紫薇开花更迟了。学校在建校时，行道树以悬铃树为主，五十年代后期部分改种香樟树，主要是在教学大楼前面，到六十年代这些树都已长得相当高了。一九六三年刘影任校长，因学校中心草地周围有些悬铃树长得不齐，所以挖掉后改种喜树。喜树虽然树干挺直，但侧枝扩展有限，作为行道树并不合适。复校后逐渐被淘汰。提起刘校长或许有人还记得，他曾经让总务科种过一片桃树，就在现在的图书馆一带。春暖花开，一片绯红，相当好看。结桃的那年，各部门都分到些蟠桃，大概够每人吃一个，味道并不怎么样，但大家觉得挺有趣。可后来听说刘校长因种桃树连同他那个小桥流水的校园设计受到了批判，说是修正主义。这一来，这批桃树也遭到了冷落，桃子当然吃不成了。复校后这片桃树还在的。今天校园里最显眼的就是香樟树了。浓茂而葱翠，俯视周围群芳，特别是香樟苑建立了，老校长严雪恰题了园名，待遇好像一下升高了。俨然成了学校的标志性的树种。现在学校里那些粗壮的香樟树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种下的。提起香樟树我和它们还有一段无法忘却的往事。文革期间我和不少同志陷入"牛棚"。六九年，我们的劳动内容就是把现今香樟苑中的部分树移栽到东教前面补缺。当时那些树已经有十五，六公分左右粗了，挖好后先用稻草绳把根部扎紧，然后搬走。又长又重，需要六，七个人才能搬动它。我们一起劳动的有陈训，任忠寿，刘积恒，诸文奎，谢修珉，申鸿光等。劳动虽比较累却挺有劲，有说有笑，竟把头上的"老牛"帽子也忘了，这在当时可是大不敬的事呀！指导我们劳动的是吴景春老师傅，是一位值得令人起敬的师傅，我们这一批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他为人朴实，话不多，工作责任心很强，他指导我们种树一丝不苟，移一棵活一棵，我们也十分高兴。他还是时常保护我们免受突如其来的挨打。对文革时斯文扫地的情景他深恶痛绝。学校解散时，是他把校牌保存起来，复校后又拿来献还给学校，真是一位心地善良很有见解的老人。如今我走在东教前的大道上，看到那些高高的樟树，常常会唤起往昔的回忆。我们曾为这些树培过土，挑过大粪施过肥，有着不解之情结。那时学校很乱，许多事没人管，没有人问，别说是种树了。要不是吴师傅主动提出移栽这些树，并认真承担始终，恐怕就不会有今天那样茂密的林荫道了。前人种树后人凉，造福后人啊！往事难忘，难忘啊！校园里有好些桂花树。我最忘不掉的有二棵。一棵在东教大门东边，一九五五年秋，我在工电08班上课，突然闻到一阵桂花清香，精神为之一爽。投头向窗外望去，原来树就在窗外咫尺之间。这年是它第一次开花。这个印象对我来说非常深刻。从此每当我到这个教室上课，或走过东教大门，总会不时地张望一下。这是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了，这棵桂花树现在还在，那样生机盎然。我不知别人是否留意它。08班的班长是陈慈祥同志，该记得这一点吧。另一棵是在大礼堂前的大草坪中间。我不清楚此树为何人所种，从树的大小看应有三，四十年的树龄了。过去我一直没有特别关注过它，把它当作一般的树种罢了。复校以后有一次，李儒林同志对我说，这棵是金桂，是名树。桂花颜色有黄、橙、红、金黄等区别，金桂花是呈橙黄色的，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过去确是小看它了。我想不只是我，恐伯不少人至今还不一定对它有所了解，应该给它挂块牌才是呀，老李对树和花很在行，他学的是园艺么，因此他的话不会错的。一九七八年复校，七九年初春，我们终于勇敢地重新踏进了学校的大门。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东教前的樟树，近十年不见了，已长高了，再看看满园荒芜，杂草丛生，似乎连树也都显得萎顿黯淡。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近几年的修葺整理，校园的绿化美化迥异从前。树木葱笼，碧草如茵，连房舍都被映绿了。这不仅为学生生活提供了一个优美宜人的生态环境，同时也为他们追求知识涵养德性营造了一个雅致的氛围。绿色可以启迪和培育人的智慧和灵性。环境是人造的，环境也可造就人。树木无言，但无言的树常常能传递语言所无法传递的信息，树木的这种功能是独特的。有几棵大树老树或名树不仅可以证明一所学校历史的短长，也可以提升学校的品位。重视种树绿化大地和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同样受到历史和社会的赞誉。它们对建设社会促进文明是异曲同工的。从来名园名村相映益彰，这是历史和社会的共识，也是当代文明追求的一个目标。学校有几棵大树老树学校的底气也就更足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造就一代英才没有几十年甚或百年的不断耕耘是难于成功的，同样培育一批大树若无几十年的精心栽培也是难于成材的。五十年了，树的年轮在不断叠加。人生苦短，树活百年。也许后来的人们可以从老树的躯干上回想起学校的起伏变迁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当保护树木，特别应当善待老树。能让老树发新芽，枯木逢春，让它为校园增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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