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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校 琐 忆 |
作者简介：张伟麟，男，1985年考入我校前身——上海电机制造学校.期间任学生会副主席，《电专生活》主编。1989年毕业分配至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先后任文教秘书、城建秘书、秘书科长、综合科长，现任闵行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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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母校已十余年了，母校情结一直未能释怀。我曾几次独自来到母校，或白天、或夜晚，我享受着昔日母校的脉脉温情，我惊诧于今日母校的巨大变化。现在作为有近万余学生规模的大学校，我真诚地祝愿母校日益繁荣昌盛。校友会办公室约我写回忆在母校学习生活的文章，我当不会推辞，就以自已的琐忆来聊表对母校的一点敬爱之意。
初到母校
记忆中我作为电校新生报到，是被母校的一辆小货车迎接进去的。那是母校复校不久，百废待兴的年代。九月，热辣的骄阳，疾驶的车，憧憬的梦。
车子七转八弯进了与普通中学差不多的校门，一下于感觉校园很大，大抵有好几百亩地。树很多，青春茂盛的樟树，颓废老态的梧桐遍布。杂草也很多，大片大片杂乱无章地蔓延着。灰墙灰瓦、红墙灰瓦，一律是苏联式的房子，陈旧破败，尤其是许多被砸碎玻璃的实习厂房门窗特别耀眼。分配入住的宿舍，似乎五十年代建造以来从未整修过了，破旧枯烂的地板、门窗，斑驳的墙。记得刚住时，常有半夜惊梦，要么是老鼠在地板上跳舞，要么是老鼠与哪位宿友嘻戏。电校老矣。
记忆中母校的大礼堂很大，然而若大东西朝向的礼堂，南面部分是机声隆隆的厂房，中间一部分是看电影、开会、吃饭多功能，而北面一部分则是排队打饭菜用，中午时分常有锅碗瓢盆与机器声合奏，声音虽美妙独特，味口却不会好。一问，说是一家工厂的厂房在文革中已开始使用，当时还未得协调搬迁。记得主教学楼后面的一长排平房，挂的是新中华机器厂技校牌子，电校校园是校中有校。那时，两校血气方刚的学生时有争雄事件发生，校领导为此也头疼不已。不知什么原因，武警战士驻扎在我刚入住的宿舍底层，烦人的是常在清晨被雄壮僚亮的号声、训练声惊醒。一问，他们是借住电校，任务是保卫一条马路之隔的航天厂。电校散矣。
这是劫后余生的母校，是一群还在被围着的学生。可比起复校后的几届学兄们，我们那时依然是幸运的，毕竟我那时进电校已是文革后好几届了，与复校时家徒四壁,赤手空拳，一座遍体鳞伤的校园相比，不知好上几倍了。
光荣与屈辱
文革前，电校是第一机械工业部部属重点中专，也是全国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国家主席刘少奇曾亲临母校视察，并欣然题词。据资料载，当时校办工业产值比一家中型国营企业还要高，校办工业不仅能养活学校全体师生，还可上交国家利税。当时，电校毕业生全国统一分配，全国各地的大型机械、电机类企业都可见到母校的毕业生。现如今许多校友早已是不少知名企业的经营者、工程师，甚至还有不少是一个地区的党政主要领导。我们上海的市委副书记刘云耕，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宋仪侨等也都是母校的毕业生。
可就是这样，在文革中，愈是一面旗帜，便愈是倒得惨烈。遣散教师，分割校园，母校被四分五裂。据老先生们讲，文革中的电校一时成为了闵行地区的武斗中心，在同行轰轰烈烈，赫赫有名。因为，电校有闵行地区最大的礼堂，召开批斗大会很方便；电校有许多宿舍楼，宿舍楼之间搭云梯可作双方血腥械斗的战场；电校还有当时闵行地区最高的水塔，水塔见证着电校的历史……，凄凄惨惨、阴森恐怖的校园。
武斗维持了一段时间，电校便成为了制造枪炮的兵工厂……，电校从此落寞。
然而母校的老师们是不屈于现实的。在文革结束后，他们四处呐喊，为了重振电校的雄风；他们四处寻找，为了找回失散了的先生们；他们四处求告，为了争回被割据的校园。1978年，母校死而复生。
我进电校时，虽然校园的一部分主权还掌握在人家手里，但毕竟是暂时的，随着举国上下对教育的重视，教育的资源决不可能再被破环、被流失。
至今我仍很佩服复校后的几届学兄学姐们，他们为了还我美丽的电校，与老师们一起努力，一起奋斗，要知道他们都是各区县初中毕业的骄子，学习成绩都是各地区名列前茅的学生。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收到市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他们或许能成为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学子，可因为那时的招生体制以及户口等关系，他们仍以崇敬热爱之心选择了电校，而且为复校做了这么多可歌可颂的事情。我在母校网站上看到士权学兄的文章，很有些感动。复校时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居然是打起背包，排成纵队，严肃、有序、昂奋地在没有被同意的情况下，依然挺进被兵工厂还“占领”的校园。他们甚至在校园里的空地上用毛竹、油毛毡搭建起一座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食堂，为的是能有自已的食堂……。我忽然想到，我初进母校所见到的景象，决不是什么破败、散乱，而真的为母校应该感到美丽、觉得自豪。而自强不息、追求卓越不正是母校的精神么！
学 习
我在母校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专业课老师大多很专业，他们不少都是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工厂，所以既有实践，又有理论。记忆中教我们机械工艺、模具制造等专业课程的老师都不错。我以为，能把很难的理论或实际问题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你理解、掌握了，这就是个高明的先生了。机械制造课程中许多都是很抽象的，只凭视图、没有教具很难让人理解。况且学校当时的教学实验室很寒酸，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钱都化在刀刃上了。所以老师们的授课就显得特别重要。我记得有位教机械加工的老师，在九十分钟的一堂大课里，他总要利用十五分钟左右给我们做一张试卷，主要是复习上堂课的内容。之后他一边讲评，一边由同学间相互批阅，所得分数记入总成绩。因为专业课程大都一礼拜只上两节大课，如果平时不注重预复习，课堂上很难连贯起来。也因为每堂课的练习要计入总成绩，我们大家都不敢怠慢。
象我这门机械专业，在许多次专业课考试中，如果老师给分严一点，不及格就是一批；给分松一点，同学们的日子就好过。记忆中有位教刀具的老先生，我们私底下都称他为“夹头”，因为他对作业和考试不留情面，毫无“善心”，同学们自然也爱憎分明，恨之入骨。可就是无计可施，只能背地里喊喊骂骂，老师当然是想严师出高徒，可就是摊上了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徒弟。
当时由于复校的时间不长，面对着日益增多的学生，学校的师资我感觉明显是有些不济，有刚毕业分配进的大学生、也有刚留校一两年的校友都仓促上阵，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记得上我基础语文课的先生，他课上得极其呆板毫无个性和生气，长时间的不满终于在一瞬间爆发，有次我居然在课堂上傲然挺立，怒气十足地发出了豪言壮语，大意就是不想听这样差劲的课，这样的先生早就可以“下课”。现在想来，那时我真的有些冲动，不给先生面子，当众羞辱先生，太不应该了。
事实上，当时母校也在为增强师资力量而绞尽脑汁。可母校地处偏僻的闵行，当时的交通又是如此的糟糕，谁愿一头扎进这所无声无息、简陋破旧的学校呢？记忆中机电职工大学并入母校，为母校增强了师资力量。带我毕业设计的先生就是机电职大过来的，他思维清晰，述课层层深入、娓娓动听，对我这个一向不怎么对机械有兴趣的学生来说，亦有很大的收获。
工厂实习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母校一直很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记得除了基础课第一学年外，其余每学期在校学生都有一个月的工厂实习，象我机械专业的，主要是熟悉机械加工，车、铣、磨、刨、钳样样得学过来。学校本身有宽大的实习厂房，记得第一次工厂实习是当钳工，穿着学校发的新工作服，活脱脱是一个产业工人，工人阶级可是领导阶级，那时我的心里美滋滋的，很开心。可工作起来，就不轻松了。师傅发给每位学生一把挫刀和一块不规划的钢铁，任务就是把它挫磨成规则的四方形。一个月下来，手麻脚疼，四方形是象四方形了，可表面我根本磨不平，面与面也根本垂直不了，要么中间低、四边高，要么中间高、四边低。师傅一个劲地说我用力不对，手法不对，可我就是扭不过来，急得团团转，要知道工厂实习不及格，就是拖了全部学习课程的后腿，且补考也不会一时考出来。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我记得还算是勉强通过的。当时想想，工人阶级真伟大，也真辛苦。
此后的每学期工厂实习，也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象学车工，我在车床上做出的螺钉尺寸总是不对头，要么大了，要么小了，公差在几丝标准内的，对我来说很难。不过，经过努力我还都坚持挺下来了。记得最后一学期我在上海重型机床厂实习，那次我对国营大企业和工人师傅感受得很逼真、实在，尤其是厂里的师傅们，他们不管你学历多高，理论多强，他们看重的就是你的动手能力，你做得了这个零件，修得了这台机器，把各种零部件能装配起来……你就是能力强，工人师傅就喜欢你。所以，要想取得实习好成绩，你非得自己动手去实践。那次实习，对我的毕业设计帮助也很大。
重视学生的工厂实习，我以为这是母校的办学特色。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出来的学生就能打硬仗。
学生会
作为学生，我能为学校做点什么呢？进电校后的我，似乎一直未能安于现状，一则总觉得有多余的学习时间，二则从此进入了机械制造专业学习，总觉得有些枯燥、乏味。于是便寻找别样的途径来丰富自己的学校生活。
我入学第一年便自告奋勇，也算是经考试进入了校广播台。小小广播台设在东教学楼的顶层，分编辑组、广播组。记得每星期有六天的早晨都要播送10分钟左右的校园新闻。因此，每天晚上得编辑组稿，遇到没稿子，我们就自己凑，搞得很累。第二年，我进入了学生会宣传部。当时宣传部有份《电校生活》刊物，我总觉得刊物的周期过长，内容也不怎么样，我就想创办份报纸类的刊物，周期短些，时效性强些，反映的内容更贴近些学生，要写同学们想说的话，要反映同学们想反映的要求。记得我当时喜欢阅读巴金的小说，他的《真话集》至今影响很深。我就想把这份报纸办成为同学们的心声呐喊、助威的报纸，一份说真话的报纸。我的想法立即赢得了学生会其他成员的一致赞同。一开始我就想，要办报就要办得象样、体面些，我请当时校党委书记孙洛题写报名，并到印刷厂专门做了报头。学生会没有打印机，起初是我们几个自己用腊纸刻字印刷，但印出来与报头极不相称，字迹模糊，版面也不清楚。我不甘心，就大胆地请校办的打印室同志帮忙，记得那时的那位漂亮女打字员真热情，她除了完成学校的工作外，加班加点，极愿意为我们这群楞头楞脑想做点事的学生帮忙。就这样，夜没白熬，辛苦没白费，红字报头、铅字打印的学生报纸成形出炉了，我们学生会宣传部的几个都为此欢呼雀跃，毕竟自己的努力见诸了成功。这份报纸也得到当时校领导的称赞。经过一段的运作，成绩虽然明显，但我觉得周期还是太长。因为要组稿，还要请人打字、印刷等，一些主动权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于是，我一方面用黑板报形式，仍以学生报社名义出版，以此来丰富报纸内容。另一方面我努力争职办公地、办公用品。最引为自豪的是居然是争取到了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支持，给学生报社配了两台打字机，还专门提供了间办公房以及办公桌等，我那时真的没有想到会这么支持。我的胆子因此也大了，信心也足了，反正精力充沛，只要有时间，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就在一起商量着出版工作。记得当时搞得真儿八经，有自己的学生记者团，有自己的校报打字员……一套采访、编辑、出版的组织运行机制很完善。报纸内容对校园生活的反映也很及时，很丰富，切中了学校的一些时弊。当时上海各大报纸都很流行大特写类文章，校报不甘落后，我自己也动手写了不少反映学校的事情。记得那时写了一篇批评校食堂饭菜质量差、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的长文章，文章语气尖锐，不留情面，结果把负责膳食工作的一位胖乎乎领导给得罪了，他拿着文章，拽着我的手一起跑到校长面前评理，我作为一个学生，当时能怕什么呢？
就是凭着这样一股热情、干劲，凭着同学们的欢迎、学校领导的支持，我搞校报的劲头愈来愈粗。当时团市委宣传部有个基层报刊联谊会，我校和警察、港湾、建筑、环境工程等学校共同发起成立了中专分会，校际间经常联系，学生自办的刊物经常交流，《青年报》社、团市委宣传部的一些领导也都很支持。我觉得自己的视野开阔了，社会活动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当然，这一切与母校的倾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暑 假
暑期对我来说，总是一个盼望的日子。因为每年的暑假，学校总要组织优秀学生干部和成绩优秀的学生参加夏令营或社会实践活动。而我每年都参加了，现在想来，记忆犹新，倍感难忘。
记得第一学年的暑期，当时任副校长的夏建国老师带领我们十余位学生进行一次壮举一—骑自行车考察江苏。七月流火，骑自行车可是绝对累人的事情，但当时我们年纪轻，有的是力气，个个都跃跃欲试。记得我们凌晨就从闵行出发，当初的豪言壮语是一天赶到目的地张家港（沙洲县）。可出师不利，经当时上海县七宝镇时，就有同学不知是夜黑路不明，还是未睡醒头犯晕，反正他一下子撞在公路旁的一颗大树上，人无大恙，只受皮肉之苦，可自行车的三角架撞成了拱形，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这位同学也只得悻悻离队。我们经太仓，抵常熟已是夜晚了，当晚也只得睡在常熟。虽然腰酸背疼，手脚不听使唤，但我们一路仍雄姿英发，胸别校徽和考察证，骑着自行车于第二天就赶到沙洲县，先后考察了沙洲工学院和华西大队。江苏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已比较发达，可缺的就是人才。沙洲工学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它也是当时全国第一所县级建办的职业学院，记得学院的老师大都从上海挖来，或者是聘用的星期日工程师。华西大队当时已很出名，乡镇企业也办得红红火火，依稀记得在很大的展览馆里，摆放着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去过的照片，我想，最重要的是表明这些领导人对发展乡镇企业都很支持。在夏副校长的带领下，我们这群脸被晒成墨黑的包公，还发扬了一不怕兜远路，二不怕苦累的精神，顶着烈日，满怀斗志，畅游了无锡、苏州等地，历经一星期余，一切都很顺利。现在想来，真为当初的壮举感到自豪，不过也真觉得有些后怕。
第二学年的暑期，在校党书记孙洛带领下，我们去西安夏令营。记得当时借住在西安航空工业学校，学校的招待所简陋，为我们准备的也是辆四面透风的大巴士，可我知道也是尽那所学校全力了。最让我留下美好记忆的是华山之行。校领导得知参加夏令营的二十余位同学中居然有三四位都是7月份生日（包括我），且正好是我们在西安的那些日子，便提议拿着蛋糕在华山顶峰过生日。建议一出，一呼百应。于是在西安城里买了大蛋糕，爬山前，根据安排，由两位身强力壮的男同学负责把蛋糕拿到山顶，其余的男同学也各自负责帮助一名女同学爬山。华山之艰险闻名于世。我记得我负责的那位女同学爬到半山腰时，哭着要下山，又热又累，她实在爬不动了，在其他同学的一起鼓励帮助下，她最终还是坚持爬到了顶峰。记得到达华山顶峰已是很晚了。人人饥饿、寒冷、疲乏、困倦，我们借穿着大衣，倦缩在肮脏的旅馆里，吃着干涩难咽的饭菜。让我意外惊喜的是，负责运送蛋糕的那两位同学竟然把大蛋糕完整地送到华山之巅。就这样，在寒风习习、夜雾弥漫的华山之巅，在一间破旧、肮脏的小旅馆里，一个个灰头土脸的老师和同学们为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唱起了生日歌，我那时有些热泪盈眶。感谢搬运蛋糕的壮士，也感谢细心的学校领导。终身难忘：1987年的生日，我是在华山之巅过的，并且还有这么多母校的同学和老师为我祝福。
第三学年的暑期，我们响应团市委号召，在校团委书记带领下，由团委、学生会十名干部组成，重走红军长征之路。起初是想与其他几所大中专院校一同行进，可在中途就走散，我们成了独立大队。记得在四川松潘县城，我们一行走访了县团委，捐赠了从上海带去的衣物。在红原县城，我们夜遇盗贼，惊心动魄。在九寨沟，我们静静畅游，感受着大自然的如此美丽。我们在草地边缘眺望，我们在原始森林里倘佯，我们感受着大自然的丰厚，尝着少数民族的风情。我们相互问支持、帮助，心境格外的舒畅。回到成都，居然兴致不减，不计后果，决然在游玩乐山、峨嵋山之后，长驱重庆，然后顺流而下直至南京，再回上海。先后花了月余，把四川转了个遍。期间，由于所带盘缠有限，我们到处借住大学的招待所，或者是学生宿舍。
记得在四川大学，我们用随团老师带去的凤凰牌香烟，给苦读的研究生们敬上一支，就可以在他们的宿舍里美美地睡上一晚。上海的凤凰牌香烟在那时那地可吃香、管用呢。记得在重庆时，我们十人竟身无分文，一穷二白，靠着同去一位老师在重庆的同学帮助，我们得以解救。在长江的轮船上，我们都靠着方便面打发日子，闷热的夜，潮湿的船房，我们只得眼睁睁地看人家买这买那获得清凉，我们知道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但是，我们依然欢闹，依然无所顾忌。这便是青春岁月。
入 党
作为学生干部，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当时全校两千余学生，打入党报告的学生不少，但真正能加入的寥寥无几。记得我是一年级结束时就打了申请，没想到的是，专业科党支部就开始对我关注起来，当时担任党支部书记的谢吉风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努力争取尽早加入。她是从雪域高原转业的女军人、女干部，有种军人的豪迈和严厉，起初我有些敬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感到她的真诚、善良和慈爱。我进校第一年学习成绩不错，第二年就开始退步，到了第三年的第一学期居然有一门课程挂起了红灯，当时对我入党的打击很大，自信心也减弱了。因为我知道，入党积极分子如果成绩上不过硬，就很困难了。但是，谢老师没有对我失去信心，她多次找我谈心、交流，希望我能处理好学习和学生会工作的关系，并表示党组织对我还没有失去信心。1988年11月 11日，一个永远值得我记住的日子，专业科党支部在东教学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讨论了我的入党问题，我被同意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当时也是我们一级中唯一的一名学生党员。在我倍感到光荣的同时，也深知自己的形象和责任。
在我争取入党的过程中，班主任陈映川老师对我亦帮助很大。他是大学毕业分配在电校，刚参加工作，年龄与我们差距不大，也可能是这层关系，他始终以朋友的方式启发、教育我，对我们整个班级的管理也一直秉着一种特有的民主和自由。记得在每个暑期，我和他都书信互通有无，他甚至还一直记着我的生日，每年都给我寄生日卡。师生友情可见一斑。
毕业分配
我毕业分配正值1989年的“6．4”学潮前后，当时的分配制度大部分是计划的，也有少许的所谓双向选择、有偿分配。记得我当时好象是在4月份左右，就被学校第一个推荐出去，单位是市区一家仪表企业，不属机电系统，算是双向选择的。我是被这家企业的厂长要去当厂办秘书，估计他也是看重我在学校比较能写一点，我甚至还在搞毕业设计的时候，就已到那家厂熟悉起了情况。太顺利的事情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当7月底报到时，我的档案怎么也送不进该厂。原来，为了我的事，那家企业的厂长和干部科科长之间有分歧，厂长是新上任的新厂长，而科长却是老资格的老科长，我进厂是厂长直接要的，未通过于部科，于是矛盾产生了，我便成了无辜。我记得我好几次大汗淋漓、从奉贤老家赶到市区的那家厂去，可好几次都饱尝着那位女干部科长的冷漠。我重复着我的要求，她简单几句话回答着就是不行两字。厂长还算够意思，表示既然要我就得为我负责，他要我再耐心等，待事情平息后，过两个月再来企业报到。眼看着我的同学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都去报到、工作了，我一个人好象变成了汪洋大海中一只孤船，风浪拍击，小船无助。刚涉社会的我，就尝到了世问的复杂与冷酷。那时，学校没有扔下我不管，校领导明确表示作为学生党员，一定将尽全力安排好我工作。我那时急得甚至请求学校随便把我塞到哪家企业都行，但学校坚持不答应。就这样到8月底，在谢吉风老师的热心推荐下，我进了闵行区政府办公室工作，我大概也是复校后第一个被学校直接分配进机关的。现在想来，也真的要感谢母校对我分配工作的坚持。看看原来分配那家企业，现不知在何处了？
在我踏上社会工作的十余年里，曾接触过不少复校后的校友，他们或出国，或在国内，他们大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事业有成。而我虽然只是平平静静在机关里做着平平淡淡的事情，但是，“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母校精神始终激励着我，校友们的辉煌也始终鞭策着我，我愿意与母校的学子们一起努力，为母校争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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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琐忆--张伟麟